超大棒槌

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 科技創新能夠催生新產業、新模式、新動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核心要素。進入現代社會以來，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都有運用政策工具驅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在全球確立領先優勢的經驗和傳統。當前，科技與產業成為國際競爭焦點，為了搶占科技制高點、爭奪產業主導權，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在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紛紛加強前沿科技研究和顛覆性技術創新，前瞻布局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強化政策引領和制度創新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快速推進工業化進程，基本建立了門類齊全、獨立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國際影響力顯著提升。然而在中美戰略博弈中，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長期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突出表現為基礎研究比較薄弱，重大原創成果產出不足，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創新鏈與產業鏈尚未形成協同與融合效應等。

作為一個后發工業大國，我國仍處在由大變強的重要關口，既面臨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與未來產業培育發展等多重任務，又面臨激烈的國際競爭、發達國家的打壓遏制，以及在追趕過程中形成的政策慣性等。面對這些新形勢、新挑戰和新要求，必須構建支持全面創新的體制機制，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積極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產力，確保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

鑒于此，本文將探討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內在機理與政策設計，通過回顧半導體、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以下簡稱“mRNA疫苗”）、新能源汽車、光伏等產業的創新實踐，揭示通過戰略牽引和政策協同推動創新鏈與產業鏈貫通融合，實現科技創新與產業發展精準對接的主要方式和路徑，為加速新質生產力形成提供啟示與建議。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內在機理與政策分析框架

科技創新是產業創新的內生動力，產業創新是科技創新的價值實現，兩者互為牽引、相輔相成，共同推動社會生產力水平整體提升。特別是20世紀中期以來，知識和技術逐漸成為主要生產要素，科學技術一體化趨勢日益明顯，科學、技術、產業從逐步融合走向深度互動，產業創新越來越依賴于科技創新并成為科技創新的載體。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內在機理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實質是知識生產與社會財富形成良性循環，在整體上提升社會財富與福祉的過程。融合的路徑主要體現在創新鏈與產業鏈的無縫銜接。一方面，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要求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通過技術研發和成果轉化推動產業鏈的延伸與升級。另一方面，以產業創新促進科技創新，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以產業發展需求為牽引，通過攻克產業鏈中的關鍵技術問題驅動創新鏈發展。創新鏈與產業鏈通過緊密結合、同向發力、協同聯動、互促提高實現螺旋式上升，推動經濟社會實現高質量發展。

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縱觀人類發展史，每一次重大科技革命都會深刻改變產業形態和生產組織方式，帶來主導產業和支柱產業的迭代升級，促進生產力極大發展。由此可見，產業發展是科技創新的落腳點，只有及時將科技創新成果應用到具體產業和產業鏈上，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圍繞創新鏈布局產業鏈要求創新鏈主動向產業鏈延伸，通過前瞻性技術創新突破來培育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既有研究表明，從科學到技術再到產業是一個復雜且漫長的過程，涉及多個階段和挑戰，需要經歷“魔鬼之河”“死亡之谷”“達爾文之海”等重重障礙。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應推動科學研究、實驗開發、推廣應用的一體布局，使創新鏈成果盡快轉化為經濟效益和產業競爭優勢。

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恩格斯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這種需要就會比10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科技創新是產業發展的核心動力，沒有科技創新，產業發展就是無源之水。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要求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根據產業鏈各環節需求配聚會置創新要素，特別是聚焦產業化前景明確的前沿科技，以及可滿足當下產業需求的關鍵技術進行攻關，打通產業鏈供應的技術瓶頸，確保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以產業創新牽交流引科技創新，關鍵在于強化基礎領域的前沿技術研發，攻克產業鏈短板。但這些領域通常具有周期長、投入高、風險大等突出特點，必須增強產業需求牽引和反饋能力，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引導科技創新的目標和方向，優化配置創新資源，大幅提升科技創新效能。

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的政策分析框架

縱觀全球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歷史，無論是先發國家還是后發國家，政府都非常重視塑造與科技和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和政策體系，以維持其科技創新優勢和產業競爭力。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政策體系設計的核心因素。制定和實施適宜的政策，促進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是各國政府的普遍做法。新古典經濟學、演化經濟學與創新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及其對市場失靈、系統失靈的分析，為科技創新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制定實施提供了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引。實踐中，兩類政策都是國家治理經濟的政策工具，其在一國政策中的地位由其在特定時代條件下所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和解決這一問題的效率所決定，在功能上各有側重，政策運用目標、思路和手段會各有不同。從國際上看，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會根據科學技術和產業成熟度、國際競爭環境變化等情況，靈活調整政策工具組合。例如，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在現代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創新成為產業發展的核心，產業政策開始向創新政策收斂，越來越多的國家通過加強能力建設，推動技術創新，從而增強本國的國際競爭力。而當前，圍繞關鍵領域的科技與產業競爭日益加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紛紛重塑其產業政策來扶持本國的重點產業技術創新和發展。以美國2022年出臺的《芯片和科學法案》為代表，其實質就是國家采取政府資金補貼主導的產業政策。

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需要全鏈條政策體系的貫通。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在活動功能、主體組織、資源環境等方面的本質差異決定了科技與產業的“兩張皮”問題，這也是科技和產業政策研究與實踐的難點與焦點。科技與產業循環離不開資金、人才、基礎設施等物質條件支持和智力支撐，以及創新生態環境保障。為此，政府需要構建全鏈條政策體系，設計面向創新鏈與產業鏈之間的政策工具組合，形成促進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有效融合的內在機制（圖1）。促進要素融合的政策。包括資金政策、人才政策、基礎設施政策等，常見的政策工具包括科技計劃項目資助、財政補貼、稅收優惠、科技金融、政府采購，人才培養、使用、引進、評價、激勵、服務保障，創新平臺基地、科技基礎設施、概念驗證中心的建設與運行管理等，通過運用針對性的政策工具，推動要素的整合與聯動，實現從知識生產到價值創造的貫通。促進主體融合的政策。主要涉及企業、高等院校、科研機構、中介服務機構等多方主體，由于不同主體在利益訴求和價值目標上的差異，導致合作動力缺失和合作能力不足，因此需要通過政府的統籌協調、引導激勵，實現有效的利益聯結和價值分配。促進環境融合的政策。包括科研環境政策、市場環境政策、社會文化環境政策等，常見的政策工具包括作風學風、科研誠信、科技倫理，市場準入、產權保護、公平競爭，科學普及、創新創業文化等。

世界主要國家在重點領域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實踐做法

進入21世紀，加快培育新技術和新產業成為發達國家搶占全球競爭制高點的普遍共識和共同選擇。各國紛紛立足自身優勢，出臺國家戰略，從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力度，支持企業科技創新、培養引進高端科技人才、完善科技基礎設施、營造良好市場環境等方面，引導和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下面以集成電路和mRNA疫苗產業為例，分析主要國家推動新興技術產業發展的實踐做法。

半導體技術創新和產業競爭優勢形成與演化

20世紀中期，美國率先在晶體管、集成電路領域取得技術突破，孕育產生了半導體產業。隨后，在主要國家的高度重視和政策驅動下，芯片技術飛速發展，半導體工業迅速崛起。如今半導體產業鏈已高度全球化，其發展水平成為一國科技和產業實力的重要標志。

創造和培育半導體技術應用市場。二戰后，為贏得美蘇軍備競賽和太空競爭，美國政府大力投資基礎研究和國防技術。1947年受資助的貝爾實驗室發明了晶體管，標志著現代半導體產業的誕生。1958年美國德州儀器公司研制成功可商業生產的集成電路，半導體產業進入“商用時代”。早期半導體產業的主要市場是美國軍方，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的軍事和太空采購量占到半導體總產量的30%—40%。長期而穩定的研發合同和軍事訂單，不僅為半導體產業提供了資金和市場，還推動了一大批初創企業的設立和興起，深刻影響了半導體技術創新路線。半導體產業很快在美國發展起來，其生產逐漸涵蓋了設計、制造、封裝、測試等幾乎所有產業鏈環節，成為全球半導體研發與制造中心，長期主導并引領著芯片產業的發展。

持續推動半導體技術迭代升級。半導體產業技術門檻極高且迭代十分迅速，持續的技術革新和創新能力是確保產業鏈順暢運轉的必要條件。為推動本國半導體產業發展，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均高度重視集成電路制造工藝和器件技術的創新。1966—1990年，日本政府為攻克半導體領域核心技術，先后部署了近10項研發項目，投入超3 000億日元，持續支持產學研聯合攻關，如1976年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計劃”，幫助日本企業在動態隨機存取存儲器（DRAM）領域取得重大技術突破，直接帶動日本半導體產業的全面崛起。同期，韓國政府出資設立了韓國電子通信研究院，先后啟動了超大規模集成電路技術共同開發計劃和新一代半導體基礎技術開發項目，引導三星公司、現代公司、LG公司等大企業集中力量攻克了DRAM核心基礎技術，成功取代日本，并將優勢一直維持至今。為提升半導體裝備產業的技術水平，1987年美國政府與產業界合作成立了半導體制造技術戰略聯盟（SEMATECH），加強了半導體制造商與設備和材料供應商之間的合作，形成了良性的產業鏈上下游關系，提升了美國半導體產業鏈的韌性和競爭力。

根據技術、需求和國際競爭變化及時調整支持政策。縱觀全球半導體產業發展歷程，美國、日本、韓國等先發國家半導體產業成功的關鍵無一不是依靠政府政策引導有效構建了符合本國實際和科技產業發展規律的創新生態。這些國家均將半導體相關技術視為國家關鍵技術，在產業發展的不同時期，通過財政投入、政府采購、風險投資、資本市場融資、提供低息貸款等方式，有力保障半導體產業的科技創新和新技術應用。例如，為維護芯片領域競爭優勢，近年來，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投資2 000億美元的科研經費支持和超過700億美元的行業補貼、稅收減免；《歐洲芯片法案》提供110億歐元用于芯片研究、開發和創新。同時，各國政府高度重視半導體領域的人才培養。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通過設立半導體行業協會（SIA）、半導體研究協會（SRC）、半導體產業工程研究中心，聯合高校和企業通過合作項目等方式培養了大批基礎與工程應用交叉領域的半導體專業技術人才；還會定期舉辦半導體行業的國際學術會議，吸引全球專家學者交流最新研究成果。當半導體產業遭遇不利國際環境時，政府還會利用外交、貿易、法律等手段打擊競爭對手，保護本國市場。

mRNA技術創新和新冠疫苗產業發展

mRNA于1961年首次被發現，作為全新的藥物類型，mRNA技術有望應用于癌癥、傳染性疾病、罕見病等多個領域，為生物醫藥研發帶來變革。2020年新冠疫情暴發后，mRNA疫苗才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效率推向市場，開啟了疫苗產業新時代。

基礎研究帶動mRNA技術實現重大突破。mRNA技術并非突然之間興起，其成功背后是美國政府持續數10年的研發資助和無數科研人員努力的結果。1961年科學家首次成功提取mRNA，開啟了對其結構和功能的系統研究。1990年科研人員將脂質體包裹的mRNA遞送到小鼠體內，發現了mRNA技術在疫苗研究領域的應用潛力。但直到mRNA修飾技術和脂質納米顆粒技術的突破，以及穩定冠狀病毒刺突蛋白方法的順利開發，才使得mRNA疫苗成為可能。其中，2005年賓夕法尼亞大學卡塔林·卡里科和德魯·維斯曼發現的mRNA修飾技術，解決了mRNA被宿主固有免疫識別和清除的難題，并因此獲得2023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脂肪納米顆粒遞送技術研究，于2015年取得突破性進展，極大提升了mRNA疫苗信息傳遞效率。新冠疫情暴發時，mRNA技術已接近成熟。

企業發力打通mRNA技術從研發到生產的全流程。憑借研發周期短、生產效率高、安全性好等優勢，mRNA技術在21世紀初展現出巨大的商業潛力，美國、德國等擁有核心技術優勢的科學家紛紛創辦企業，如CureVac公司、BioNtech公司、Moderna等初創企業相繼成立，推動mRNA技術從實驗室走向商業化應用。針對mRNA技術應用過程中面臨的分子修飾、遞送系統、序列優化等技術壁壘，以及在臨床驗證和規模化生產等方面的技術難題，這些創新公司通過組建專業執行團隊、搭建技術研發平臺、與頂尖科研機構和大型制藥企業開展戰略合作等方式，逐一將其攻克。例如，最早將mRNA技術應用于醫療領域的CureVac公司，自2006年起就開始運營符合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標準的RNA生產設施，為后續的臨床試驗和商業化生產奠定了基礎。擁有深厚技術積累的BioNTech公司與輝瑞公司的研發、監測和商業化能力相結合，不僅補齊了自身在大規模臨床試驗和生產方面的短板，還推動了mRNA技術在全球范圍內的廣泛應用。Moderna公司成立以來始終將技術創新與企業成長緊密結合，通過整合人才、平臺、資本等各類資源，打造了自主完整的mRNA研發生產平臺，于2020年成功研制mRNA新冠疫苗，還為mRNA技術在傳染病、癌癥治療和個性化醫療等領域的廣泛應用奠定了堅實基礎。

政策支持實現mRNA疫苗從需求到應用的一體管理。為應對新冠疫情，美國政府于2020—2021年組織實施了新冠疫苗“曼哈頓”計劃，即“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通過巨額資金投入、加速研發與審批流程，以及強有力的生產支持等一攬子政策舉措，加速疫苗的研發和生產。該行動整合了政府機構、軍方、生物制藥企業等多方資源和力量，通過公私合作、并行開發、靈活監管和全產業鏈支持，不僅創造了疫苗研發和上市的速度紀錄，還建立了一種全新的產業政策支持模式。該計劃的要素包括：支持不同技術平臺的組合；用擔保合同使得疫苗生產規劃能與疫苗開發過程同步進行；采用靈活的合同機制，使得迅速采購和干預措施能夠嵌入供應鏈；開展迅速的技術認證，以確保新疫苗迅速進入市場；繪制供應鏈圖譜，填補空白點，以確保疫苗的快速生產與分配；采用針對重要產品的特別分配方式。在該計劃的支持下，輝瑞公司和BioNTech公司聯合研發的mRNA新訪談冠疫苗在臨床試驗開始后不到8個月就獲得批準。

我國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實踐做法

改革開放初始，為盡快改變國家科學技術落后的局面，我國采取了“以市場換技個人空間術”的戰略，通過大規模引進消化吸收國外先進技術，獲得了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和技術水平的提升，但并無有效提升本土企業的技術創新能力，特別是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與國外存在較大差距。2006年，國家提出“自主創新”戰略，將政策重點放在前沿技術領域，通過設立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自主創新示范區等措施促進關鍵技術領域和新興產業發展。2012年以來，黨中央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推進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帶動了一大批高技術產業的迅速發展。經過30多年的探索實踐，我國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在全球創新指數排名分享中上升至第11位，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新能源汽車、光伏、高鐵等重點領域實現跨越式突破，躍居全球領先地位。下面以新能源汽車和光伏為例，總結我國通過科技創新帶動產業發展的主要實踐做法。

我國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實踐

進入21世紀，受石油危機影響，各主要發達國家陸續開始了新能源汽車研發項目。相比美國、日本等主要工業國，我國雖然是新能源汽車領域的跟進者，但率先在國家層面確立了發展新能源汽車的重大戰略，并以新型舉國體制總攬全局、協調各方資源，塑造整個產業創新生態，走出了一條以創新鏈發展帶動產業鏈形成的獨特之路。

前瞻科技布局和技術突破為我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奠定基礎。我國早在國家“八五”重點科技攻關計劃中就安排了“電動汽車關鍵技術研究”項目，投資1 500萬元用于電動汽車技術預研。2001年國家“863”計劃中設立“電動汽車重大科技專項”，確立了以純電動汽車、混合動力汽車、燃料電池汽車技術攻關為“三縱”，電池、電機、電控為“三橫”的總體研發布局，打開了傳統動力汽車產業的創新缺口，推動了核心技術向新的技術軌道躍遷。2003年前后，比亞迪公司等企業先后進入新能源汽車領域。2006年“‘863’計劃節能與新能源汽車項目”安排課題270項，國內整車及零部件企業、高校院所等432家單位1.46萬科技人員參與研發工作，初步構建了我國電動汽車產學研聯合技術創新體系。經過4個“五年計劃”的持續攻關，我國基本掌握了電動汽車的關鍵核心技術，初步形成了電動汽車整車和關鍵零部件生產能力，奠定了產業化基礎。

推動新能源汽車在我國率先實現大規模產業化。經過前期技術攻關，我國新能源汽車關鍵技術逐步趨于成熟并向產業化拓展。中國科學院、清華大學、同濟大學等科研院所、高校持續在動力電池、驅動電機等領域開展核心技術研究，為產業規模化發展提供技術支撐。比亞迪公司、奇瑞公司、北汽公司、長安公司等企業開始大規模投入研發，紛紛推出各自的第1輛新能源汽車產品；但由于初期產品性能較低，其市場銷量慘淡。2009年國家將新能源汽車列入政府優先采購和強制采購清單，為新能源汽車打開了初級消費市場。隨后“十城千輛”“推廣應用試點”等舉措陸續鋪開，通過國家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加持，使得新能源汽車市場占有率大幅提高。2015年以來，國家實施補貼退坡政策和“雙積分”政策，倒逼企業更多地通過投資技術開發、提高制造規模與質量來贏得市場空間；同時，國家繼續實施購置稅優惠、基礎設施建設獎勵等普惠性政策，加快新能源汽車快速普及應用。我國一躍成為新能源汽車全球最大的產銷市場，市場規模保持高速增長。

持續加強新能源汽車前沿技術創新和集成創新。為推動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十二五”以來，我國先后設立“電動汽車科技發展重點專項”“新能源汽車重點專項”等國家科技研發專項，圍繞新能源汽車產業鏈關鍵環節、關鍵領域、關鍵產品布局創新鏈，實施“新能源汽車產業技術創新工程”，建立國家新能源汽車技術創新中心、國家燃料電池技術創新中心等一批創新平臺，從能源動力、電驅系統、智能駕駛、車網融合、支撐技術、整車平臺等方面，夯實基礎研發能力，突破產業鏈核心瓶頸技術，提升技術創新水平和產品市場競爭力。以上海蔚來汽車有限公司（蔚來）、廣州小鵬汽車科技有限公司（小鵬）、北京理想汽車有限公司（理想）等為代表的造車新勢力，以及百度集團、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小米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等互聯網企業的加入，推動智能駕駛、智能座艙等技術快速發展應用。自2013年起，我國新能源汽車專利申請量連續9年位居全球第1位，已成為世界第一大新能源汽車技術來源國。隨著我國新能源汽車在電池系統能量密度、能耗、續航里程等方面的核心技術水平大幅提升，電池、電機、電控三大核心零部件基本實現自主可控。

我國光伏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實踐

光伏產業作為全球能源轉型的關鍵領域之一，進入21世紀在世界范圍內迅速發展。我國光伏產業從受制于人到全球引領，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復雜發展過程，如今已形成完整的產業鏈，在制造規模、技術水平、應用市場拓展、產業體系建設等方面均位于全球前列，成為全球光伏產業的主導力量。

海外市場需求帶動我國光伏產業初步形成。20世紀下半葉，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相繼完成光伏技術的初步產業化，為全球光伏產業發展奠定基礎。同期，國內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始關注光伏技術，進行小規模的太陽能電池研發和生產，但遠未實現商業化應用。進入21世紀，以德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出臺財政補貼政策力推光伏產業，大幅拉動國際光伏市場。在強勁的市場需求下，我國涌現出無錫尚德太陽能電力有限公司、英利綠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江西賽維LDK太陽能高科技有限公司等一批光伏企業，依靠進口精制硅原料和設備進行大規模生產，憑借成本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市場，2007年成為全球最大的光伏制造國。然而，此時我國光伏產業處于原材料、技術、市場“三頭在外”困境，整體發展受制于人。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及之后歐美國家針對我國光伏產品的“反傾銷”“反補貼”調查，我國光伏產業很快陷入困境，大批企業面臨生存危機。

攻克產業鏈關鍵技術培育壯大國內光伏市場。為應對海外光伏需求萎縮和產品限制，我國加快光伏發電技術自主研發，積極培育并拓展國內光伏市場。國家通過“863”計劃、“973”計劃、國家科技支撐計劃等科技項目和“光伏領跑者”計劃，持續支持光伏發電的產業化技術和基礎性研究，先后出臺光伏并網發電特許權招標項目、“太陽能屋頂”計劃、“金太陽”示范工程、“標桿上網電價”等一系列光伏發電建設項目，大規模推動光伏技術的示范、推動和應用。以隆基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隆基”）、通威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通威”）、晶澳太陽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晶澳”）、阿特斯陽光電力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阿特斯”）等為代表的光伏企業持續加大科技創新投入，與國內外高校院所建立廣泛的技術交流與協作關系，瞄準產業鏈上硅片、設備等高技術壁壘環節發力，逐步攻克了多晶硅關鍵設備、冷氫化、金剛線切割等關鍵核心技術，扭轉了長期依賴進口的局面。2013年以來，我國裝機規模已連續多年位居全球第1位，并成為全球光伏裝備制造大國，2022年我國組件、電池片、硅片產量在全球占比達到85%、90%和97%。

以科技創新推動降本增效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技術創新是降低綠色溢價、提升光電轉換效率的關鍵，隨著光伏產業的補貼退坡，促進光伏發電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成本下降成為推動光伏產業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據中國光伏行業協會統計，2014—2022年，我國企業、研究機構晶硅電池實驗室效率共打破世界紀錄56次；2022年，刷新效率紀錄14次，其中10次為N型電池技術。光伏技術的每1次進步都推動著發電成本的降低，我國光伏發電成本在過去10年內降低了80%—90%，并已低于傳統的燃煤發電，達到0.3元/KWh以內。2021年光伏項目最低中標的度電價格不到0.15元。由于顯著的技術和成本優勢，光伏已成為我國外貿“新三樣”之一，2023年光伏產品出口總量同比增長50.4%，硅片、電池、組件出口量同比增長93.6%、65.5%、37.9%。截至2024年，我國已建成全球最健全的光伏產業鏈體系，光伏組件產量連續16年位居世界首位。

整體而言，我國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和顯著成效，但科技創新能力仍不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還存在重大原創性成果缺乏、關鍵核心技術基礎薄弱、資金人才要素供給不足等突出問題。同時，由于不同部門之間的職能分工，支持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的政策也存在彼此割裂或銜接不力的情況，導致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不高。

相關啟示

實踐證明，科技和產業創新是一個系統工程、動態過程，過去的未來技術造就了現在的成熟產業，現在的未來技術將催生未來的成熟產業。這一過程既需要市場機制推動，也需要政府前瞻布局、政策引導，同時依賴開放包容的社會環境。只有樹立全局觀念和系統思維，從支持科技和產業創新的各方面、全鏈條推進，強化政策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才能構建起系統競爭優勢，實現社會生產力躍升。

新技術實現產業化要經歷漫長的演進過程。回顧很多前沿科技及產業化發展歷程可以發現，從科學發現、新技術的工程化到實現大規模產業化并不是直線向前、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經歷曲折、漫長的過程，平均耗時25—35年；對于后發國家來說，這一周期可能更長。歷史上，很多技術的突破與應用都是在配套技術完善并形成供應的有效、低成本及可靠性之后，才帶來了產業的顛覆。例如，mRNA于1961年被發現，但到1989年才被認為有作為制作疫苗和藥物的潛質，直到全球新冠疫情期間，才真正迎來突破性的發展和廣泛應用。因此，要充分發揮科技創新在產業形成與發展過程中的引領和支撐作用。一方面，以科技創新突破為基礎布局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另一方面，圍繞產業鏈的技術需求，構建創新鏈條，保障產業穩定發展。

政府在科技和產業發展中發揮引領和推動作用。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和靈活的政策組合能夠顯著加速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進程，而政府在其中發揮著關鍵作用。比如，美國政府憑借其在半導體基礎科學和關鍵技術環節的先發優勢，通過研發資助、政府采購、知識產權、出口管制、貿易制裁等方式，不斷強化對半導體產業鏈的有效控制，至今仍然對全球半導體產業擁有極強控制力。2020年美國政府發動的“曲速行動”遠遠超出了單純的資金支持，而是一套政策組合拳，在資源整合、協調推動、監管認證、市場引導等方面開創了新的政策支持模式。日本政府堅持科技立國戰略，以舉國之力組織調動產業界、國立科研機構、大學等多元主體密切合作分享、協力攻關半導體技術，促使其半導體產業迅速崛起，一度占據全球領先地位。我國作為新能源汽車、光伏領域的后進者，能在近20年的發展歷程中逐步取得國際領先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政府的戰略引領、前瞻布局和系統支持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在科技和產業發展中要更好發揮政府各方面作用，以有效的政策導向和機制設計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提供有力支持和保障。

企業在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中占據核心主體地位。企業是市場行為主體和市場機制作用對象，可以有效連接技術和市場，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力度將科技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企業是技術創新的核心推動者，通過巨額資金投入進行內部研發或與科研機構合作，推動關鍵技術突破。企業是產業生態的構建者，通過上下游合作、并購等方式整合產業鏈資源，或在特定產業集聚形成產業集群，促進資源共享和技術交流。企業是市場開拓的引導者，根據市場需求開發新產品，滿足不同客戶群體的需求。例如，英特爾公司、臺積電公司等企業不斷投入大量資金用于芯片設計、制造工藝的研發，推動晶體管尺寸不斷縮小、性能不斷提升。Moderna公司和BioNTech公司等企業憑借其在mRNA合成、遞送系統等關鍵技術上的突破，成功開發出新冠mRNA疫苗。隆基、通威等企業在高效太陽能電池、光伏組件等關鍵技術上不斷取得突破，推動光伏產業技術進步。因此，要實現生產力的更新換代，必須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推動產業鏈上下游聯動、大中小企業融通創新。

高校院所的源頭供給是科技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如前所述，科學前沿與工業技術的大規模融合催生了半導體、mRNA疫苗、新能源等新興技術和產業，為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高校院所作為基礎研究突破、技術轉化樞紐、人才培養基地，是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融合中不可或缺的戰略支點和關鍵力量。基礎研究突破為產業技術創新提供源頭支撐，晶體管、mRNA疫苗等顛覆性技術均源于基礎理論突破，成為半導體、生物醫藥等產業發展的基石。技術轉移催化新興產業，高校成果通過技術許可、衍生企業實現產業化。人才培養賦能產業升級，美國硅谷60%以上的科技企業創始團隊來自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而高校院所與產業發展的關系已從單向“技術轉移”演變為雙向“創新共生”。因此，要通過強化基礎研究、完善成果轉化機制、重構人才培養體系，不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和人才培養質量，為科技和產業發展筑牢根基。

對策建議

當前，我國創新發展面臨的形勢、環境、條件均已發生深刻變化，大國博弈日益聚焦到自主創新能力和戰略主導權控制能力的領域，為實現高質量發展、保障高水平安全，我國亟須以新的制度供給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牽引新質生產力加快發展，為贏得發展主動權和主導權提供戰略指引和行動指南。

創新有效制度供給，有效市場、有為政府、有機社會一體發力。瞄準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目標，堅持戰略導向和領跑思維，強化國家作為重大科技創新領導者、組織者作用，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和戰略必爭領域，有效發揮新型舉國體制作用，健全全鏈條、全領域、全周期的配套政策體系，以體制機制創新為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提供有力保障。強化部門之間、央地之間、軍地之間、地區之間的協調聯動，匯聚多元主體創新創造合力。

增加源頭科技供給，打造自主可控的創新鏈產業鏈。加強使命導向型和需求導向型研發，高質量供給和轉化應用一批基礎前沿成果和關鍵共性技術成果。聚焦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針對集成電路、基礎軟件等瓶頸制約，加大技術研發力度，實現產業鏈安全可靠、自主可控。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快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領域底層技術和標準的研發應用，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積極運用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產業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

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推動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聚，推動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等惠企政策應享盡享，開展校企、院企科研人員“雙聘”等流動機制試點，加大科技人才向企業集聚力度，加快推進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大型科學儀器等科技資源和應用場景向企業開放。完善需求導向的科研組織模式，支持企業牽頭組織產學研力量面向產業需求共同凝練科技問題、聯合開展科研攻關，同步部署推進技術研發、成果轉化、示范應用及標準制定，強化市場與用戶考核，實現“立項即轉化”。

優化產業創新生態，持續激發創新創業創造活力。健全科技與產業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養模式，強化學科布局和人才自主培養。緊密對接企業人才需求，探索定向招生和訂單式培養，實現“畢業即就業”。建立覆蓋創新鏈產業鏈各環節的多元化資金投入體系，給予稅收優惠政策支持。允許科技類政府引導基金和國有創投資金延長存續期，鼓勵設立存續期15年以上的長期基金并開展滾動投資。建立國有創投基金長周期考核和容錯機制。

（作者：賀德方，中國科技評估與成果管理研究會；陳濤，科學技術部；劉輝，科學技術部科技人才交流開發服務中心；楊芳娟，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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